What a thrill…
With darkness and silence through the night
What a thrill…
I’m searching and I’ll melt into you
What a fear in my heart
But you’re so supreme!
I’d give my life
Not for honour, but for you! [Snake Eater]
In my time there’ll be no one else
Crime, it’s the way I fly to you! [Snake Eater]
I’m still in a dream,
Snake Eater!
Someday you go through the rain
And someday, you feed on a tree frog
This ordeal, the trial to survive
For the day we see new light!
I’d give my life
Not for honour, but for you! [Snake Eater]
In my time there’ll be no one else
Crime, it’s the way I fly to you! [Snake Eater]
I’m still in a dream,
Snake Eater!
I am still in a dream,
Snake Eater!
[Snake Eater]
問：您以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而著稱…
答：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為數不多的一些人建議翻過蘇中關系25年艱難時期這一頁並開始進行互利合作。我感到自豪的是，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員。我當時堅持同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
問：您如何評價俄羅斯同中國現在的關系？
答：俄中關系很不錯。商定了許多突破性的解決辦法。2006年在中國成功地舉辦了俄羅斯年，2007年正在俄羅斯舉辦中國年。中國婦女代表團前不久曾到我們聯邦委員會作客。
我本人多次去過中國，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2003年我在中國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李鵬，他送給我兩本很好的相冊。中國最近20年來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尊重。在1989至1991年期間，當蘇聯處在十字路口的時候，在選擇經濟發展模式方面錯誤的觀點在我國贏得勝利。對此我感到非常遺憾。李鵬在1995年對我說，我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提出的改革蘇聯經濟的建議與中國的改革非常相似。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說："我們當時應該走中國道路，但令人遺憾的是，另一股勢力占了上風。"我羨慕中國人選擇了正確的發展道路。現在世界上沒有人懷疑中國取得的成就。這是鄧小平的豐功偉績！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驚人：10%、12%、14%！中國甚至在控制這一速度，以避免經濟過熱。
從1995到2007這12年，中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上海和深圳，我在街上看到許多豐田、奔馳和奧迪轎車。我說："既然你們進口這種昂貴的轎車，你們的國家真富有啊。"而中國人回答說："您錯了，這些車不是我們進口的，而是我們自己生產的！"中國現在已經同歐洲人一起組裝飛機。我可以說，與中國地方航線的機群相比，俄羅斯的機群，特別是國內航線的機群，禁不住任何批評。
答：對我們的合作不能加以簡單的評價，因為蘇聯時期和現在的合作形式完全不同。當時是另外一種體制，另外一種經濟合作方式，援助也是一樣：蘇聯在中國建起了200多個冶金廠、汽車制造廠、飛機制造廠和國防工廠。現在一切都變了。現在是另外一種經濟模式。我們目前生活在市場關系中。誰的商品物美價廉，誰就獲勝。應該大大增加俄羅斯與中國的貿易額。我國的制鞋業現在因為中國的擴張而蒙受巨大損失。俄羅斯的許多制鞋企業已經倒閉。
中國非常重視發展新技術。我早在1995年訪問上海自由經濟區後就談到過這一點。在1995年的時候，那里只有一個電視塔，周圍都是村莊。可現在那里竟生活著250萬人！那純粹是一座城市，那里有學院、展覽館等設施。然而，我國政府卻按照離岸區模式開始建立自由經濟區。這是與中國完全不同的經濟區。我希望，中國建立自由經濟區的豐富經驗能夠對我們非常有用。
問：作為聯邦委員會自然壟斷問題委員會主席，您的主要工作方向是哪些？
答：我負責解決的是自然壟斷問題。這涉及到天然氣行業、通信業、運輸業、鐵路運輸業、包括核能在內的能源業。我們也負責解決石油工業的問題。目前國家，特別是它的出口潛力，主要依靠自然壟斷行業的產品。俄羅斯國家預算的60%左右來自自然壟斷行業。這種情況在我國還會存在很長時間。機器制造業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頂多為3%。也就是說，機器制造業目前沒有競爭能力。現在自然壟斷行業決定著我國的經濟發展。我認為，這種狀況是不正確的。不能把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建立在出口不可再生資源的基礎之上，因為下一代在20年、30年、40年後可能就沒有天然氣和石油用了。因此對我來說，許多中東國家是個榜樣。例如，沙特阿拉伯石油儲量豐富，但是它的預算和國內總產值60%以上靠的是加工業。它還發展機器制造業和休閒業。俄羅斯也應該發展其他行業。我們應該有出色的機器制造業、冶金工業和化學工業。
為發展航空工業、造船業和核能工業，國內建立了國營控股公司。我們提議還要建立能夠協調化學工業發展的機構，可建立委員會或署。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范庭略
2007年6月21日 星期四
现在在星巴克喝一杯25元的中杯拿铁，已经不算是一件很“现”的事情，哪怕你是在故宫里面喝的，也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记得最初星巴克刚进中国大陆的时候，英国《金融时报》还专门做了一个调查，说是在中国喝一杯星巴克咖啡显然要比买一件“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国际名牌内衣更加时髦。是啊，坐在一群喝咖啡的人中间，不管你在打手机还是在上网，谁都知道你在星巴克，你要是穿了一件维多利亚的秘密，那可真是成了一个秘密。当时看看觉得不无道理。现在想想，几年过去了，时代都变了，上海街头已经出现了穿着半截丝袜的少女在淮海路满街走，无论是下半截的黑色短筒丝袜，或者是上半截类似健身房单车裤的紧身中裤，一旦将丝袜的蕾丝布满在黑色的背景之下，走在街上自然是风情万般，所以说《金融时报》把喝咖啡的乐趣与时髦女子的内衣情趣相提并论，显然是有些关公战秦琼的味道。
咖啡行业协会曾耗巨资在京沪两地做各种咖啡推广活动，想想都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一杯咖啡加上一段肯尼·G的爵士乐，再加上一本村上春树封面的小说选，按照现今流行的话来说，那你真是太有才了，不过那阵子还是流行说你太小资了！目前据我所观察的小资们已经改成喝普洱了，所以无论你是拿着于丹的论语还是易中天的品三国，只有你往普洱前面一坐，你就成了在普洱陪衬下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同深圳某书吧长年累月靠窗前的座位供不应求，就是满足了这道风景线的基本需求：美女托腮长发飘飘低头阅读，且座位都是看上去很美坐上去很硬的那种，驾车人士需注意行车安全却不自觉会忽略路面情况，最好停车下来共斜阳，于是生意兴隆，此之谓功夫皆在窗外。
比这间书吧更加了解消费者心理的是美国奥美广告的总裁罗曼（Kenneth Roman）。最初烟草商聘请公关之父来说服女性抽烟，主要是依靠他的创意才可以造成现在女人吸烟浪漫的共同印象。罗曼也是市场行销的老手，上来就告诉咖啡经销商，价格的比拼是不行的，卖咖啡是在卖咖啡的质量、价值和形象！尽管这句话是在80年代说的，现在估计连中国的一个村长也会告诉你，我们卖得不是某某某，我们卖得是文化！
罗曼模拟出几种咖啡潜在顾客的典型角色，一对是“约翰夫妇”，两人都有工作，三十多岁，对他们来讲喝咖啡是种“生活方式”；“保罗夫妇”，已经到了五十多岁快退休了，钱不是问题，但钱也是个大问题，所以想喝的咖啡自然是越便宜越好。另外一个工作忙忙碌碌的单身妇女“瑞秋”，她和鲁迅先生一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所以她不会把太多时间花在厨房里，因此速溶的袋装咖啡对她来说最好不过。至于年过六十的“米勒夫妇”，年纪大了身体要紧，无咖啡因的咖啡看来错不了。最后是还在念大学的“亨利”，是喝可乐长大的孩子，咖啡对他来讲显然是过时了。最后诊断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针对不同的客户，定位不同的市场，开发不同的产品，而其中最有开发潜力的就是“约翰夫妇”和“亨利”了。“约翰夫妇”就是八十年代典型的雅皮士，卖给他们的咖啡必须有多样化的选择，有一种性格的彰显在里面，让他们感觉自己有选择。从此之后不仅仅是穿衣服可以穿出品味，连喝杯咖啡都能饮出“真我”了。（现在连啤酒或者可乐也在走这个路子，天天都是“真我的选择”，什么“有性格”或者“独具慧眼”均属此类营销迷魂药） 。年轻人“亨利”是个问题，却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只要有型有款又专业的“约翰夫妇”都把喝咖啡当作身份象征的一部分，买不起PRADA或ARMANI的大学生就会发现一杯二十多块的咖啡其实很划算很有型了。1981年奥美总裁发表的这场演说，在咖啡产业史上简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啊！正在为咖啡销售额不断下滑而烦恼的业者终于发现了新希望，纷纷发展强调口味、产地及形象的特种咖啡。实际上这个转换过程本来就不复杂，本来咖啡就是来自不同的产地、不同的炒制方式，只是过去总在最后关头把它们混在一起；现在将它们小量分售就是了。然后一家家小型炒豆商茁壮崛起，例如星巴克。实际上作为全世界烈酒的营销高手，苏格兰威士忌也是这样的手法，在全球掀起了调和威士忌的大热之后，再下一城，开始全球风靡单一麦芽威士忌，手法相同，结果也是一样。
因此，一杯咖啡谁来喝，如何喝，其实很可能与咖啡并无太大关联。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7年6月21日 星期四
一连几天，我都在想象着利玛窦在中国的遭遇。我记得那个次深夜，我离开喧闹的赌场区，钻进了澳门的老城区，那个由狭窄街道、地中海风格的老建筑构成的安静的世界。在著名的大三巴牌坊前，几个年轻姑娘正坐在那里低声讲电话，几个青年坐在石阶上漫谈，旁边一座五层楼房的第层，传来轻微的麻将声。发红的黄色路灯光，使得向下延伸的几条小巷，有一种静谧的诗意。抬头看去，正是利玛窦中学。这葡萄牙人在1583年底来到澳门，并用了整整18年的时间，才抵达北京，开始他一直渴望的传教生涯。
我重提利玛窦的故事，是因为我们总是遗忘我们与历史的联系。空气已经洋溢着对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庆祝，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过去150年的香港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了解这十年的意义？而如果你不了解香港和澳门、广州、上海、汕头、福州的关系，你又该怎样寻找香港的独特性？
我们谈论吴宇森、徐克、王家卫的电影，对李嘉诚、霍英东、龚如心的财富充满好奇，还不明白为何那么狭小的地方，会拥有出如此众多富人与大众文化明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深刻的影响了整个中国，还有亚洲的很多地区。这是世界最大唐人街，六百万中国人摩肩接踵的拥挤在一起，他们较少的受到手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价值观束缚，同时又深受外来的文化与制度影响时，他们将怎么创造一个新世界。
但香港的故事，也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在利玛窦之后两百年中，澳门是西方进入中国的唯一渠道，他们渴望在中国获取更多的货物，也将天主教的福音传给这个辽阔的国家，葡萄牙人自1577年年就管理着澳门，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如何你想交易，请说葡萄牙语。但到了1720左右，广州开始加入了中国最受欢迎的贸易城市的竞赛。1757年，广州的优势没有了挑战者，乾隆皇帝下令只有广州“一口通商”。3年之后，正式的公行制度也建立起来了，所有的贸易的只通过十三家公行来进行。远道而来的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西班牙人、丹麦人、奥地利人，在珠江北面的一片空地上生活，他们所住的那排犬牙交错的13栋房间里，不被允许进入广州城。
现在，在生意交谈里，洋泾滂英语取代了澳门的葡萄牙语。广东人的口音，使得英语的发音过重，而从葡萄牙语、印度语和中国的方言混合在一起。‘r’变成了’l’,‘b’又发成了’p’，于是“business”，就念成了‘pidginess’，“want”则变成了‘wantee’……在1757年—1842年漫长的时间里，广州是外国人通向中国的唯一合法窗口。在18世纪日益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中，中国的茶叶与瓷器至关重要，而广州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商人即纷纷前来十三行贸易。当时的美国史书写道：“每一个小坡小溪，能容纳五个美国人居住的小村，都在计划到广州去。”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财富中心正在从盐商聚集地的扬州转移到广州，那里专与外国人交易的公行越来越成为北京依赖的财政来源，鸦片正超越茶叶，成为利润最丰厚的商品。而国家的危机的中心也亚洲腹地，转移到东南沿海。
1842年，当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时，它是帝国的边缘，广东新安县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因为转运香料而得名。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另一个转折时刻。中国的傲慢遭遇了挑战，长期以来，它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央，她脑中的世界体系是以四方朝贡来设计的。她不需要贸易，因为她什么都不缺。她的精神世界也保持着稳定，因为儒家伦理已经指导这个国家运行了两千年。但是，另一个陌生之地的商人与传教士正在打破这一切，而且他们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与武器。
一直到1949年，香港只是沿海一连串港口中一个。它们中最著名的是上海，香港不仅生活在上海的阴影之下，甚至可能并不比广州、天津、宁波或大连更出色。在这些口岸城市，中国人展开了另一种实验——他们在划定的租借范围内，享受西方的法律与制度保护，他们会感受到种族上的屈辱，却享受到一种躲避了传统政治官僚的压榨的自由，他们的能量与聪明才智在转化成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中国引入了更多的观念与技术。
在这些开放的中国港口中，英国租借总是最整齐、繁荣的地区。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这幅图景：“他们引进包着头巾、留着胡须的锡克人，全都高头大马，担任警察工作。在他们的银行大楼的石阶尽头，总有铜狮做镇。他们的百货公司内陈列着最现代的物品，散发着化学成分的宜人的芳香，没有中国街道上惯有的醋、酱油和桐油的味道。他们的仓库和码头都标明着斗大的的字：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等。在长江江面上任何快速的现代货船，烟囱漆成橘红色，顶端镶黑边，挂着英国国旗，看起来像是中文的“米”，衣衫褴褛的苦力扛着成捆成箱的货品在甲板上装货……”
中国人的傲慢，变成了一种强烈的自卑。不仅是武器上的落后感，而且是社会制度、经济实力与价值观上的自卑感。当借由这些“国中之国”的口岸城市，一股再造中国的浪潮诞生了。沿海中国的人物与观念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几代最重要的政治家、商人、作家都来自于或至少在从上海到香港的这一连串的城市中。这些城市是费正清所说的沿海文化。
但这个沿海中国的口岸文化在1949年之后终止了，香港成为了被箍成铁桶的中国的唯一通风口。而中国则由一位来自内陆的政治领袖的价值观所塑造。接下来的香港奇迹，一开始很大是经济层面的，它也是多种因素的产物。它既受益于大批涌来的难民不知疲倦的工作、从上海到来的企业家和广东企业家们所表现出的灵活性与创造力；也和北京与伦敦之间保持的谨慎与克制相关；当然也得益于昔日的竞争者上海、天津的消退，你也不能忽略西方世界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当时的香港工厂面临着今日中国工厂的相似指责：“血汗工厂”将廉价产品源源不断的输入欧洲的百货商店；你又怎么能不承认香港的殖民地政府所制定的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规则下，中国的人的创业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中，香港站在资本主义一方，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它可以灵活的响应世界市场发出的一切号召，它是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最灵活的交易者。
香港的经济成功，经常使人们忘记她更重要的故事——从一个纯粹的殖民地，它如何一步又一步变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中国人的城市，长期积累的物质财富，是如何转变成社会的进步；商业组织如何突破家庭的纽带，而具有更可持续的非个人性的特性；个人的自由选择，与社会的合作性与秩序，是如何达成一致……
在另一种意义上，香港也变成了海外中国人的首都。向外移民，是沿海中国的另一个特性。海外华人大多来自福建与广东这两个省份，他们中的极少数是为了信仰或者新知识而去，而剩下的大多数则去财富、安全、刺激，或干脆是为了躲避国内的乏味与残酷。
一开始他们往往选择的是东南亚，帆船可以相对轻易地载他们来到这里，然后是美洲与欧洲。与犹太人相比，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被种种社会动荡所压迫，远离家乡，被迫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都在经济领域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又顽固的保持了自身的特性。在纽约、伦敦的唐人街里走一圈，你会怀疑这世界从未改变过，孙中山昨天还在这里发表演说、募捐过。
但是，两者的差异更为显著。海外华人从未有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关系中显现出的强烈的感情和精神力量，它是由宗教和民族性提供的。对祖国的贸易关系和宗族关系才是海外华人的纽带。
长期以来，他们为自己身份所困扰，他们说自己说中国人，却发现自己祖国可能并不在乎他们。他们像是生活在地铁中的人，地面上的世界变迁很少留心他们。所以当他们在1980年代后期被研究与发现时，整个世界震惊了。首先是日本的崛起，西方在1970年代末时开始兴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探索这个他们曾经看不起的民族缘何在30年之内将超越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这股热情接着扩散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他们被称作“四小龙”；“四小龙”的含义再明确不过了，他们都是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后代；中国的开放与重新崛起，加剧这种研究的兴趣；到了1990年代初时，儒家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热门话题，一些西方学者相信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受惠于2500年前的孔子的伦理准则，在这种个人与社会价值观下，东亚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他们发明了很多类似的同意名词，比如“筷子网络”——他们都使用筷子，关系经济——这比法律契约重要，家庭主义——家庭也同样是经济组织的最重要单元……
后来人们逐渐辨清了一些基本差异。比如日本式的经济组织与韩国不同，他们也与海外华人的家族主义不同。不过海外华人从此就进入了世界的视野。谁都对他们的表现吃惊不已，甚至恐惧，想想吧，在1990年时，5500万华人所拥有的财富，竟然比10亿中国人还要多，彼得•德鲁克不是曾经感慨说吗，华人公司的管理是未来管理研究的秘密；当全世界都蜂拥而至到中国投资时，比不上中国一个大型县城面积的香港却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者，比日本、美国都多。海外华人似乎在所有他们生活的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都占有着绝对的优势。当以猜测富人的财富到底几何的美国《福布斯》杂志把目光投向亚洲时，海外华人轻而易举地就在其中占据了最显赫的位置，而且他们长期的自我保护，还使他们真正家当秘而不宣。香港富人激起的热情，正是对海外中国人的巨大财富历程的缩影。
将香港放在500年的中西方交流的历史中，同时把她置于中国沿海的广阔地带中，这对于我们了解今日的香港，有着迫切的意义。
Life is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