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默
2011年07月29日
大陸高鐵車禍,輿論大罵「國恥」。
本來,魯迅的「臭蟲論」可以派點用場─火車高速失事,像臭蟲一樣,「外國也有」。「西方先進國家」如英國,十年前,也因為鐵路私營化,一列快車,在倫敦柏定頓車站外出軌,兩位台灣女乘客遇難,香港一家中國衞星電視台新聞女主播,是她們的好友,也不幸負重傷。
那件事,如果沒失憶,也可以爭辯,中國的溫州鐵路災難,不一定是「國恥」。
但中國這一樁不同。第一,英國的鐵路建設,沒有人從中貪污回扣,沒有為趕着王儲大婚獻禮,或者給保守黨上台執政幾多年政治賀壽。英國的鐵路工程沒有大吹大擂,向全世界吹誇是「世界第一」,而且開動洗腦機器,宣稱全世界都向他下訂單搶購。
這是出事前的不同。出事之後,中國的「國情」,是毀屍滅跡,不管車廂殘骸有沒有生員傷號,用起重機吊摔下來,企圖掩飾什麼內情。
中國人迷戀面子,自吹自擂多了,自我催眠,很容易亢奮,明明是假的,當做政治任務,假的便吹成真的一樣。明明一場戲,掩蓋的是極度貪污腐敗的真相。在舉國叫口號的夢幻裏,有人偷偷的分贓了幾百億,把子女送美國,財產向西方轉移了。
中國人愛面子,卻時時在國際面子掃地,不論三峽大壩還是高鐵,總以為在上演一幕民族自強的東方紅愛國「史詩」,「史詩」卻往往以鬧劇、悲劇、醜劇收場。西方認為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民族,喜怒哀樂,不可以人性的文明常理來論斷,正如其國家行為,黑白、美醜、正邪、是非,標準與別人顛倒。
中國已經再沒有「問題」,也沒有「危機」。有關中國種種的評論,今日已再無意義,因為一切已經超過了理性極限的臨界點。世界只能旁觀他們如何以「國情」來做胡作非為的亢奮藉口,到出事之後,又嘗試用「與國際接軌」自打嘴巴而下台,除了呼籲中國人「顧全大局」,少一點嚎啕。忘記了嗎?「黨疼國愛,做鬼也幸福」。中國的一切,是跟這個世界不一樣的。句號。 There’s nothing to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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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書太慢,從老闆那裏借來的《低IQ時代》居然看了近三個月才看完。原因有三:一是最近出遊太頻繁,每月一次,連朋友都說我瘋狂,加上除了本職工作以 外,還要處理其他亂七八糟接來的項目,佔用了不少看書時間;二是臺版書看起來真費眼力,繁體字倒是好認,只是竪排看著太累,還特容易串行;三是心態太浮 躁,急功近利,一會兒又想看這本一會兒又想看那本。總歸,一句話,效率太低。
話説,這是我看的第一本大前先生的著作,有人說太水,不過我倒認爲管理類的書大抵都是如此。用淺顯的語言點出問題所在已屬不易,畢竟管理科學是要靠實踐來檢驗的,不是一兩本著作說得清楚的。
内地中信出版的這本書叫做《低智商社會》,我認爲翻譯地並不貼切,臺灣版的翻譯《低IQ時代》似乎更勝一籌。因爲大前先生在書裏說到的現象是一個時代的產 物,雖然他列舉的種種現象是發生在日本的現象,但我相信並不只限於日本社會,在中國,歐洲,美國也會存在,只是多寡的問題罷了。
大前先生批評日本的年輕人已經越來越不愛思考了,沒有欲望,只關心自己身邊的事情,人云亦云,等等。其實這些現象在中國又何嘗不是呢?
論智商,我們這一代人是要遠遠高於父輩們的,我們會至少一門的外語,懂電腦,對於新鮮事物的吸收能力很快,會玩各種稀奇古怪的軟件和網站,就算説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不為過。可是我們卻在慢慢步入低智商時代,歸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現在的人已經變得不愛思考了,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其實我覺得這更是一個態度的問題。現在的人真的變得很懶,中國人其實是出名的勤勞的人,可是在 大腦上面卻是懶惰的。我現在做的工作常常要和AP的各個國家的同事打交道,儘管我佔了語言上的優勢,可是有很多時候,我覺得和内地的同事溝通起來很費力。 比如,你教他做一個東西,告訴了他第一步,他就只會做第一步,接著就停下來等你教他第二步,絕對不會先去思考一下下一步應該怎樣做,如果你問他爲什麽停下 來,他還會理直氣壯地說因爲你沒有教他下一步怎麽做。但是如果你讓他在一天之内把工作做完,你絕對不用擔心他會偷懶。
再擧兩個我在内地玩踫到的例子。一次是在桂林旅遊的時候,我們住的賓館有公共電腦提供給客人用,老闆告訴客人說直接開機就可以了,結果那個客人開機后發現 提示說要輸入密碼,於是趕緊跑去問老闆密碼是什麽,老闆恰好沒空回答他,那個客人就傻傻地站在旁邊足足等了五分鐘。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麽密碼,只要直接按回 車鍵就可以了。另外一次是在上海,我準備出門的時候,有對剛入住的夫婦說插了房卡卻沒有電,讓我幫他們看一下。我一插就通了,其實問題很簡單,他們插錯了 方向而已。一張房卡怎麽插無非就只有四种方法,正面反面,上面下面,如果他把四种方法都嘗試一遍總共只要1分鐘不到,但找我來幫忙來回需要3分鐘左右。
我們時常會把“大事不決谷歌之,小事不決百度之”挂在嘴邊,但是我所見到的會很好地運用這兩個工具的人並不多,IT背景畢業的學生似乎好一點。現代社會是 一個信息過剩的時代,而不再是父輩們當初信息匱乏的年代了。只要你想知道的内容,基本上在網絡上都能找到答案,如果找不到,究其原因,大抵是關鍵字設得不 好。譬如,我見過一位朋友,他想查AMS和ISF的區別,於是他去Googl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MS and ISF”, 出來的結果寥寥無幾,於是我告訴他說,其實只要輸入”AMS”, ”ISF”, ”difference”就足夠了,因爲要找到包含”AMS”, ”ISF”, ”difference”三個關鍵字的結果絕對要比包含“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MS and ISF”多得多。
其次,現在的人欲望變少了。有人反對說,現在中國年輕人的物質欲望很強烈,看那些個《非常勿擾》裏的拜金女富二代們一個一個層出不窮。我不否認,我們這一 代的人的物質膨脹慾是很強烈的,可是在個人價值以及社會價值的實現上的欲望卻越來越少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十年,在個人價值的衡量上也變得金錢化。就拿大學 就業來説,我們的大學老師會告訴我們誰誰誰去了什麽外企,月薪是多少,卻沒有那個老師會說,誰誰誰去了什麽公共事業的單位。收入開始成爲我們衡量一個人成 功與否的標準。
80后的一代幾乎有著相似的成長背景,小時候家裏條件都不算富裕,到了小學中學才開始慢慢變得好起來。也許是經歷過所謂的“苦日子”,80后的一代對物質 有著更強烈的追求,與此同時,對於個人追求卻越來越沒有抱負了。因爲我們深知失敗了要面對的是如何艱難的處境,我們這一代人是輸不起的。又或者是因爲我們 從小就活在別人的衡量標準裏,而根本就沒有自己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我常常覺得父親他們那一輩人更敢作敢搏,也許是因爲他們沒有什麽好輸的,所以他們 那一代人出了更多的精英。而我們這一代人有的更多的是“偽”精英。
最後,不得不說的就是教育了,我們的學校只教了學生要學什麽,卻沒有教會學生如何學習的能力。這是一個what to learn和how to learn的分別。常常看到某些補習社打出廣告說某某老師多少多少年教學經驗,我覺得跟這種老師學習是危險的。因爲同樣的知識他已經教了那麽多年,他連想 都不用想就知道某道題選什麽答案,某個公式怎麽寫,至於爲什麽,或許他已經答不出個所以然來了。而沒有太多教學經驗的老師往往爲了要讓學生明白,常常要花 更長的時間去備課,琢磨爲什麽是這個答案,然後一邊解釋一邊引導學生按照這個邏輯去思考。
說說中國的考試制度吧。我並不覺得考試是件壞事,相反,考試是用來檢驗一個學生對於知識掌握的好方法,但是怎麽考是個問題。我們從小到大的考試考的基本都 是填空題,選擇題,就連問答題也是靠答對幾個答分點去評判的。所以學生們只要靠死記硬背就可以去考試了,根本不需要去思考理解,也能得到高分。但如果換成 開放式問答,中國的學生就不那麽容易應對了。如果要引經據典,中國學生絕對能說出一大堆,但是卻沒幾個人會說敢說“我認爲”。在學校裏成績拔尖的人很多, 但是出來工作后還能繼續保持出類拔萃的人卻很少,一部分原因就在於大部分人認爲完成了學校裏的教育,學習就算到頭了,沒有人想過其實學校的教育只是一個開 始,只是教我們要如何學習的能力,這個才是保持不被社會淘汰的關鍵。
一個低IQ時代,說的不是一兩個人的低IQ,而是集體IQ的低落。中國是不是一個低智商社會呢?在我看來,既是也不是。説是,是因爲已經開始有了這個趨 勢,說不是,是因爲我們還有一批優秀的領導人在引領著這個國家的發展,有一批覺醒的人在鞭策這個國家的進步。中國如何才能擺脫低IQ的命運,我把它分爲兩 個方面,一方面是從大処,即國家決策者出發,另一方面是從小処,即個人自身提高出發,如下幾點僅供參考。
大前先生說,頭腦是人類最厲害的武器。所以教育是關鍵。關於批判中國教育的言論已經有太多人說過,我不再多做評價,我想說說中國的社會教育。所謂社會教 育,即完成學校的教育后的教育。我們每一個人在學校受教育的時間大概只有十到二十年,佔我們整個人生不到1/4的時間,我們更多的知識是在學校畢業后的時 間裏積累的。但是我們的國家擺放在社會教育上的公共資源並不足夠,甚至可以說非常少。圖書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當初去北京讀大學的原因之一就是覺得它 的學習氛圍好,有很多的高校,可是偌大一個北京城卻只有區區一個國家圖書館,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忘記大学里经常騎十一站去國圖借書的日子。可是就算那麽一個 所謂的“國家”圖書館,裏面的書又舊又破,凡是出版年份比較近的書幾乎是沒有的,還有好些書是不能外借的。作爲首都況且如此,其它二三綫城市就可想而知 了。再來看看香港的情況,雖然只有北京面積的十六分之一,但是圖書館數量卻多得多,除去中央圖書館,十八個區都分別設立了三至五個公共圖書館。讀者可以在 任何一個圖書館借書和還書,甚至可以採用預約的方式來取得自己想看的書,非常方便。在香港,只要有香港身份證的人都可以辦理圖書証,而且是免費的。
我的香港朋友常常會用羡慕的語氣跟我說,内地出版的書真是太便宜了。可是盡管如此,内地的讀書人在我看來卻並不是那麽的幸福。除去内地出版的書,英文原版 書實在是少得可憐,而且都相當昂貴,所以很多時候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翻譯版。且不論翻譯水準的高低,我縂覺得看書這事多少還是有些主觀色彩的行爲,誰能保 證翻譯者不會把自我的主觀色彩帶進作品裏呢?又或者能完全表達出作者的意境呢?
書籍是一方面,影視作品是另一方面。我從小就是電視蟲,我媽曾經說只要給我一台電視以及足夠的食物,我是絕對可以做到閉門不出的。這話一點也不假,以前每 個假期我基本都是吃飯睡覺看書和看電視这么打发的。我甚至曾經一心想做電視製片人,直到上了大學。上大學以後我對電視的癡迷程度急劇下降,一是因爲我有了 電腦這個獲得信息的更好的工具,二是中國的電視節目在越來越多的同時也越來越濫了。超女快男都是我讀大學時候流行的節目,那時候宿舍樓的電視房裏每次都暴 多人圍著看,還有後來的《康熙來了》《Xman》,我的朋友都看得非常帶勁,可是這些節目我都不爱看,所以朋友們討論得熱火朝天的時候,我從來都插不上 話,不知道是不是因爲我這個人沒什麽笑點。相反,我喜歡的談話節目和時事評論都甚少,中央台的總是太官腔,地方台又幾乎為零,當然這與地方台的資源和主持 人素質也有一定關係。無奈與國内匱乏的電視節目,我只能轉向網絡獲取更多能滿足我興趣的資源。所以我常常認爲ppstream是個偉大的發明:不用固定時 間去看某個節目,有空就連續看,沒空就改天再看,增加了時間安排的彈性;再者,資源非常豐富,而且外國的片子都是原聲,不用忍受那不對味的翻譯和配音。其 實,大部分人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要比看書的時間多得多,如果能好好利用電視這個媒介,也是能夠提高IQ和素養的。所以我們的國家廣電總局在對節目的内容進 行審查時,除了參考是否包含色情,暴力,髒話等因素外,是否也應考慮到各種節目類型的數量分配以及節目内容的趣味性和教學性呢?
最後,不得不說的就是大前先生提到的三個神器了,即IT知識,英語能力和金融素養。前面兩者在中國的學校裏都有普及,但是普及得好不好就不見得了。在中 國,任何一個非計算機專業畢業的本科生都必須通過計算機二級和大學英語四級的考試,可是還是有很多人畢業之後計算機只會簡單的操作,英語長時間不用已經退 化到中學水平了。應該怪誰呢?是學校的責任,老師的責任還是學生自己的責任?説不上來,因爲這不是單一的個體就能解決的問題。所謂學以致用,但是我們的 IT和英語的環境都不好,這是造成即便大學裏普及了計算機和英語但是學生一畢業就還給學校的主要原因。雖然很多企業和政府部門都配置了電腦,但是离辦公自 動化還很遙遠。就以我父親的單位為例,他們一個單位的人數比我現在的公司人数要多,但是卻沒有專門負責IT的人員,更談不上數據庫系統了,而電腦的基本用 途就是用來寫文檔寫文檔還是寫文檔。
英語環境就更不用提了,就連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很多地方都沒有英文指示。我常常會很佩服來中國旅遊的外國人,他們不懂中文,英文環境也不夠好,可是他們 卻有勇氣去一個陌生的國家旅遊,換做我們如果英語不好是絕對不敢踏出國門半步的。其實有時候英文指示並不只是給外國人提供方便,對中國人自己學習英語也是 有好處的。譬如,在香港,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有中文和英文兩种語言,当然这和它本身的历史有关。我剛來的時候英語不算特别好,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對應的英文是 什麽,後來看路牌,菜單的時候我都會留意一下英文,就這麽記住了對應的翻譯,其实我現在的很多英語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學習來的。雖然沒有以前那麽系統地去學 習英語,但是應用方面的能力卻提高了。
金融素養的培養在中國的大學裏是完全空白的,因爲在中國人看來,談錢是多麽俗氣的一件事情啊。我們的父母沒辦法教我們,因爲他們那個年代走的是計劃經濟的 道路,根本沒財可理,唯一致富的辦法就是將錢存入銀行積少成多。可是等到了我們這一代,經濟體制變化了,不理財不行了,卻又苦于不懂如何理财,所以只能將 钱財交給所謂的理財師去打理,可是現在中國的理財師又有幾個是專業科班出身的呢?于是我們處於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大前先生在另一本书里提到的M型社 会,相信很快会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出现。
這些說起來似乎都不是靠個人的努力就能改變的,有些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宏觀規劃和发展。那麽個人如何能夠擺脫低IQ的命運呢?简单来说,就是要做一个學習型 人才。惟有奉行“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才能夠永遠保持智商不低落,不被社會淘汰。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不是信息匮乏,而是信息过剩。每个人每天花在网 络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可是是否是信息量以及信息的质量,没人敢说yes。作为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甄选什么是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跟帖灌 水。
末了,寫書評真的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