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2007年11月5日 星期一
你能想象吗？当代“世界工厂”的代表，来到昔日“世界工厂”，宣讲自己产品的可信度？而昔日“世界工厂”的一位前市长，也毫不隐讳地公开承认自己使用对方的产品？
2007年11月5日 星期一
你能想象吗？当代“世界工厂”的代表，来到昔日“世界工厂”，宣讲自己产品的可信度？而昔日“世界工厂”的一位前市长，也毫不隐讳地公开承认自己使用对方的产品？
但这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发生的事：中国中央电视台组织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四海论道”活动，首站选择了英国首都伦敦，演说题目是“相信中国制造”。
众所周知，英国在其工业革命时期，曾经是“世界工厂”，而中国则是当代的“世界工厂”。
低端、低质、低价？
11月3日，位于伦敦金融城的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的小礼堂里坐满了听众。这场奇特的中国商使全球巡讲活动，把首场“论道”的地点选在了这所全球著名的商学院，两个主讲人物，一个是商人：2006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和当年的中国首富、中国无锡尚德太阳能有限公司总裁施正荣；一个是学者：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主任评委、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我注意到，讲台上的大屏幕上，“相信中国制造”六个中文大字下面，英语译文版本与中文略有不同，是“TELL YOU THE TRUTH ABOUT MADE IN CHINA”，如果再翻译成中文，就变成了“告诉你中国制造的真相”。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中国制造的产品往往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这也许要归咎于我的中国商界朋友：他们卖的产品太便宜了”。施正荣演说中的这句话引起台下英国听众一阵会心的、但略带尴尬的笑声。
其实，“中国制造”最近一段时间之所以在西方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和担忧，并不主要因为价格太具有竞争力，而是某些中国制造的产品未能达到相应的质量标准和安全要求。
林毅夫后来说的一句话也引起了听众的笑声，但这一次大概是如释重负的笑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制造的产品常常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日本制造与高端、高质、高价挂上了钩；七十年代，香港、台湾、韩国制造的产品也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他们的产品摆脱了这种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又甩给了中国大陆制造的产品。我希望，未来的中国制造，也能够像日本、港台、韩国的产品一样，与高端、高质挂上钩，但最好不要与低价脱钩。”
演讲结束后是四人座谈：中方是林毅夫与中国驻英大使馆政治处参赞刘为民，英方是英中贸易协会主席、伦敦金融城前市长白乐威（David Brewer）和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师萨瑟兰（Dylan Sutherland），他们就“中国制造”的安全和质量展开辩论，然后回答听众的提问。
主持人、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教授首先向白乐威问了一个问题：“你在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吗？”
白乐威的回答颇为坦率，又不乏幽默：“我在家里使用中国制造的微波炉，我在办公室里使用中国制造的复印机，就连我女儿穿的服装，也有许多是中国制造的。一位来英国访问的中国商业代表团的女成员曾经向我抱怨说，她曾用一个下午在伦敦购物，想买点儿英国特产送给国内的亲友，但她看中的商品，却都是中国制造。”
台下一位听众提问说，西方媒体对各类公司的产品质量有着充分的报道、评论和监督，而中国媒体却缺乏这样的监督机制，中国担心海外媒体对“中国制造”的负面报道可能对中国出口造成的影响，但为什么不去充分发挥自己国内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以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呢？
中国驻英大使馆政治处参赞刘为民回答这位听众的提问时，邀请他去中国时看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称中国媒体对企业的产品质量、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确实也在发挥着监督作用。
不一样的中国制造？
但是，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对外出口更多优质低价的低端产品，而更多地取决于中国能否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否成功地实现产业升级。
林毅夫在演说中预测，未来几十年，中国每年平均的GDP增长率可能维持在9%左右，这样，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就有可能达到那时美国水平的20%，但这一切都要取决于中国产业的技术升级。
施正荣则在演说中乐观地说，“中国制造”正在迈向新时代，“中国制造”已经有不一样的含义。“在新能源、节能环保、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领域，中国人有能力，而且事实也证明，中国人不会做的比外国人差。”
施正荣是个商人，但他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年仅44岁，操一口流利的、略带澳洲口音的英语，他是地道的科技学者型商人，他有博士学位，他在澳大利亚学习、生活了14年，他本人的创业经历，就是他上述那番话的形象写照：他2001年海归，回国创办了一家太阳能电力公司；6年后，他的公司销售收入超过100亿美元，名列世界光伏行业第二；两年前公司在美国上市后，如今成为全球光伏业内市值最高的企业；他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合潮入流”：年轻、富裕、做慈善、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
施正荣希望，他们这一代中国新型企业家，能够向世界展现一种“不一样的中国制造”。
其实，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的是像施正荣这样的儒商和像林毅夫这样的学者，更需要的是新型的人才。
这大概就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自2000年以来每年评选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初衷吧。
而“老世界工厂”英国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新世界工厂”中国借鉴。在全球各国中，英国第一个开始工业革命，经济上奇迹般崛起，成为19世纪的“世界工厂”。1851年，当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水晶宫举行时，英国人是多么的风光、多么的不可一世……但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逐渐在全球经济赛跑中落后，眼巴巴看着美、德、日等国一个一个地超过自己，眼巴巴地看着自己曾经领先的领域一个一个地被竞争对手夺走，此时的英国人又是多么的伤感，多么的落魄……
而中国的这种先领跑、后落伍的进程开始得更早，两个位置之间的落差更大，中国精英们的心理失落感也更强。与英国不同的是，中国如今迎头赶上，成了新的“世界工厂”，据说还有可能在本世纪的某个时段超过美国……
难道这就是为什么这次CCTV的“四海论道”活动把首站选在“老世界工厂”英国的原因？
读了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兰德斯（David Landes）的名著《国富国穷》，我对中国近代的衰落和现代的崛起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最初领先、后来衰落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至少在兰德斯的笔下，就有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
兰德斯引用的一个数据，说明了为什么英国的制造业后来被日本所超越。1950年至1987年，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平均年增长率是2.8%，而日本是8.0%。“长期来看，这种差距将意味着什么呢？”兰德斯自问自答：“2.8%的年增长率意味着，100年后该国的劳动生产力将会增加16倍，而8.0%的增长率则意味着，一个世纪后该国的劳动生产力将增长2200倍。”
当然，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不同于体育竞赛中的长跑短跑，它是一场没有终点、因而也没有最终冠军的无休无止的较量，而在实力相当的对手之间更是如此。当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没有希望、甚至将被开除“球籍”的时候，中国却在新世纪突然跻身于几位遥遥领先的经济大国之列，以至于某些不久前还在预言中国崩溃的西方学者如今又突然高谈起什么“中国世纪”来；当大多数人都被日本那似乎不可阻挡的效率而折服、认为日本超越美国指日可待之时，日本却突然患上了久治不愈的经济“阳萎”，至今尚未缓过劲来……
也许因为《国富国穷》这本书写于上个世纪末，那时中国的崛起之势尚不清晰（当然，中外学者对中国新世纪开始以来的经济表现是否属于真正的崛起，看法仍然莫衷一是），书中仅仅谈了中国近代的衰落和其它一些在贫富竞赛的长跑中一度领先的国家后来的落后，而没有谈及任何国家衰而复兴的例子，至少他笔下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大英帝国，似乎至今没有显出重新领跑的迹象。这就使中国经济先衰后兴的过程更像一出史无前例、但正在人们眼前上演的华丽大戏，令当代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记者、政客乃至普通人着迷，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然而，中国只有认真借鉴其它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真正实现林毅夫所说的产业技术升级，才能把中国经济的崛起之势变为崛起之实。
Life is good 